经典话剧《茶馆》在首都剧场再度上演 “老裕泰”兔年新春开张座无虚席******
本报记者 李俐
昨晚,北京人艺看家大戏《茶馆》在首都剧场开启新一轮演出,“老裕泰”茶馆在兔年新春再度呈现座无虚席的热闹盛况。在开年大戏《正红旗下》圆满完成首轮演出后,同样出自老舍之手的《茶馆》紧接着上演,不仅让节后的演出市场再度升温,也让观众再次体会到人艺经典的舞台号召力。
演出阵容超强
以庚子事变为叙事核心,话剧《正红旗下》将晚清的京城图景进行了一次翔实的舞台呈现,而《茶馆》则以同一时期的戊戌变法为开端,对清末至民国年间的京城众生进行了一次跨越数十年的描摹。“在《正红旗下》后,接着看《茶馆》,相信这样的安排会给观众一份惊喜。”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表示。
作为中国话剧舞台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茶馆》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老舍先生的剧本,焦菊隐、夏淳作为导演的创造,林兆华、杨立新担任复排艺术指导的继承,一代代表演艺术家对角色的塑造,共同成就了这部舞台经典。几十年来,《茶馆》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如同一种精神,被坚守和传承;也如同一种仪式,伴随一代代观众和演员,连接起舞台上下。
经过了去年《茶馆》院庆纪念场的演出,线上线下观众共同见证了这部作品的演出盛况。今年归来,这一轮演出仍聚集了包括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何冰、吴刚、冯远征等在内的超强阵容,对观众而言,无疑又是一次观看人艺舞台中坚力量集体表演的戏剧盛宴。刚一开票,九场演出票就全部“秒空”,足见这部经典在观众心目中始终不变的吸引力。
打磨从未停止
本轮演出的排练首日正值春节,排练厅里一片节日团聚的气氛,大家互相拜个年,道几句家常话,将生活气息从台下延续到台上。二十余年的舞台沉淀,让这些角色在这代演员身上生长,而几十年的舞台配合,也让他们之间形成了不用言说的默契,正是这种默契,让舞台群像塑造得丝丝入扣。
此轮首演开启了《茶馆》第726场的演出。但作为经典,这部作品依旧没有停止打磨。无论是演员对角色背景的不断丰富,还是新演员进入剧组后,新老演员间的再次融合,都让这部作品的排练和演出再次碰撞出新的火花。
大幕拉开,观众首先看到的是茶馆中生动鲜活的一片景象。为了演好这被曹禺先生誉为“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此轮排练中,执行复排艺术指导杨立新仍然反复要求演员去做好人物设定和场景训练,扎扎实实地演好每一个细节,即便是舞台上转瞬间的一举一动也要体现舞台真实。
传承不走样
“这是我演的第365场,还是356场,我得翻翻我的‘账本’。”从当初小心谨慎到现在越来越自信,饰演掌柜王利发的梁冠华已经陪伴这个角色走过了20多年。但他表示:“每次演出都有新鲜感,每一次讲出那些台词还是会心潮澎湃,因为老舍先生的剧本写得太好了,那些台词和历史、现实都结合得非常紧密,让我佩服他对社会发展的总结和预见。也正因为他写的是真实的人,所以才感人。”
“这些角色已经长在我们身上了,大家默契到了不用更多交流。”冯远征透露,尽管演员们已经对剧本再熟悉不过,但每一次排练仍很认真。他对自己的表演始终有要求,那就是“这一版《茶馆》在我们手里不能走样,精髓不能丢”。
“观众买票的理由首先是老舍先生,是文学滋养这个剧院,这个品质我们需要继承。”濮存昕希望,剧院的年轻演员能尽快成长起来,向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艺术标准看齐,不断提高品质,把这部经典延续下去。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资料图:光伏板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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